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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為確定的主體（determinate subject），社會行動者不再能以歷史之名，而只能以自身之名來發言。我們這個時代已不處於科學主義（scientism）的苦鬥當中，它已轉回道德主義（moralism）。我們不再要求主導各種事物的進程，而只想爭回自身的自由和做為自己的權利，而不被各種權力、暴力和宣傳機器所輾碎。行動者的歸來靠的不是征服，而是防衛；它不要求個體自我在龐大的集體推力（collective thrust）中消融，反而是反集體主義的（anticollective），拒絕把社會－更不會把國家－當做上帝。與集體的解放相較，它更相信個人的自由，它主張社會生活並非由各種自然律和歷史法則所設定，而是由那些戰鬥者和協商者的行動打拚出來的，這些行動者的目的，是為了賦予那由他們所穩定下來的文化旨向一種堅實的社會形式。 (p126~p127)

行動者的歸來並非以天使般的姿態降臨，而是像老鼹鼠一般：社會學的任務，就是要打通那些意識型態僵死、腐壞的陰溝，打破純個人主義式的幻象或對頹廢的的耽溺，進而指出行動者的出現，並助其發聲而為人所聞。因此，社會學者所能從事的分析應遠離社會對其自身的各種論詰，而盡可能地貼近所有承載那行動者的生命、但又不被承認的各種情緒、夢想和傷痕；而它們之所以不被承認，是因各意識型態和政治組織的形式，遠遠落後於當代的各種作為、觀念和感知（sensibilities）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── Alain Touraine，《行動者的歸來》